第578章 绅士们先走！

    在圣日耳曼德佩区，塞纳河左岸拉丁区的“双偶”咖啡馆里，一群年轻人讨论得更激烈。

    一个学生站在椅子上，挥舞双手：“这是隐喻！泰坦号就是大英帝国，巨大，豪华，自以为无敌。

    但它的瞭望系统是落后的——它还在用肉眼观察世界！”

    另一个学生接着说：“而世界已经变了。冰山就在那里，但你看不清。因为你没有工具，或者有工具但不用。”

    “莱昂纳尔在《1984》里给了他们工具，但他们不要。他们说那本书是煽动，是侮辱。

    他们宁愿锁起望远镜，也不愿看到真相！”

    “现在真相自己来了。冰山不会因为你不看它就不存在。”

    这些年轻人觉得这段描写简直是为英国量身定做的寓言。

    他们读得津津有味，一边读一边在心里完成各种政治比喻。

    每一次比喻成功，就多一分智力上的满足感。

    这就是典型的法兰西式的阅读——不止要看故事，还要看故事背后的象征意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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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【泰坦号的舵手希琴斯把舵轮向左打满。

    舵叶在水下转动，试图改变船头的方向。

    但泰坦号的船舵太小了。

    设计这艘船时，工程师们为了美观和流体效率，选择了一个相对较小的舵。

    在正常航行中，这个舵完全够用。但在紧急转向时，它就显得力不从心。

    默多克眼睛看着前方越来越近的冰山，耳朵听到引擎反转的轰鸣声，身体感受着船速在下降。

    但他知道，巨大的惯性还在推动这艘巨轮向前。

    三百米……两百米……一百米……

    船头转了一度，又一度。

    但冰山太大了！它露出水面的部分就有三十米高，水下可能还有上百米，像一堵白色的墙，横在泰坦号的航线上。

    默多克闭上了眼睛。

    撞击发生了。

    没有预想中的剧烈摇晃，船身传来一阵沉闷的刮擦声，像有无数根钉子划过。

    然后船身才震动了一下，很快就恢复了平稳。

    默多克睁开眼睛。冰山正在船右侧滑过，白色的冰体在月光下闪着寒光。一些碎冰掉落在甲板上。

    “我们擦过去了？”一个船员问。

    默多克没有回答。他冲出了驾驶台，跑到右侧船舷，往下看去。

    海面上漂浮着大量的碎冰。在月光下，他能看到船体吃水线附近有一道长长的、黑色的伤口。

    不是一道，是很多道！冰山在水下的部分像一把巨大的锉刀，在泰坦号的右舷划开了几十米长的口子。

    海水正汹涌地灌进去。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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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巴黎，交易所附近的一家小酒馆里。

    几个证券经纪人下班后聚在一起喝酒，顺便讨论《泰坦号沉没》。

    一个人摇摇头：“船舵太小了。这么大的船，这么小的舵。转向的时候根本不够用。”

    另一个人点点头：“就像英国政府。帝国那么大，殖民地那么多，但真正做决策的机制就那么几个人。”

    “而且他们傲慢。他们认为泰坦号永不沉没，所以不需要大的舵；他们认为大英帝国永不衰落，所以不需要革命。”

    “结果呢？冰山来了，你转不动。危机来了，你反应不过来。”

    几个人喝了一口酒，都觉得这段描写简直就是在讽刺英国的现状。

    他们作为金融从业者，太了解体制的僵化了。银行，交易所，政府……

    到处都是泰坦号那样的庞然大物，到处都是太小的舵。

    “莱昂纳尔看得真准。他不在英国了，但他比英国人更了解英国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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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在左拉的梅塘别墅，莫泊桑和于斯曼几人也在读这段。

    爱弥儿·左拉放下《现代生活》，感叹了一句：“转向不足。这不只是船的问题，这是所有巨大系统的问题。

    你建造了一个庞然大物，你为它的规模自豪，但你没有想过它怎么转弯。”

    莫泊桑摇摇头：“历史怎么转弯？当世界变了，帝国怎么转弯？它转不动。它只能沿着惯性前进，直到撞上冰山。”

    于斯曼露出一个笑容：“所以泰坦号注定要沉。不是因为它遇到了冰山，而是它建造的时候就注定无法避开冰山。”

    左拉沉默了一会才说：“英国也一样。它的体制，它的文化，它的傲慢——这些都写在它的血肉里。

    所以当它遇到《1984》这样的冰山时，转不了弯，它只能撞上去。”

    “那法国呢？法国能转得过弯吗？”

    起居室里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。

    这些作家觉得莱昂纳尔写的不只是海难，而是历史。

    他们沉浸在一种观看经典悲剧时才有的审美感受中——

    看着必然发生的事情发生，有一种残酷的诗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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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【混乱开始了，从头等舱开始。

    当船员开始部署救生艇时，那些衣着光鲜的绅士淑女们才意识到末日降临。

    他们涌向甲板，涌向救生艇。

    一个船员大喊：“女士和孩子先上！”

    但有些人不听。

    有人推开了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，试图爬上救生艇。

    “我有重要的生意！”他大喊，“我必须活着！”

    船员把他拉了下来。他掏出钱包：“我给你钱！200英镑！让我上去！”

    “不行，先生。”

    “我有支票，你要多少？”

    “女士和孩子先上。”

    他被拖走了，一边挣扎一边骂：“你们这些英国蠢货！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！”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当船体开始倾斜时，三等舱的乘客听到巨大的响声，感觉到地板在倾斜。

    有些人想上去看看，但通往上层甲板的楼梯口被锁住了。

    几个船员站在那里，手里拿着钥匙。

    “回去！”一个船员说，“上面正在组织疏散，你们等通知。”

    “但船在倾斜！”一个爱尔兰男人说。

    “回去！”

    “让我们上去！我们的家人还在上面！”

    “我说了回去！”

    一个年轻的男人试图冲过去，但被铁栅栏挡住了，只从尽力伸长手臂，仿佛想要抢夺钥匙，又仿佛是在祈求拯救。

    船员说：“这是为了维持秩序。如果你们都上去，甲板就乱了。等头等舱和二等舱疏散完了，我们会放你们上去。”

    “那要等到什么时候？”

    “等通知！”

    三等舱的乘客们被挡在了下面。他们能听到上面传来的声音——

    救生艇放下的声音，人们的喊叫声，引擎的轰鸣声。

    但他们上不去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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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巴黎的读者们读到这里时，愤怒了，而且是真正的愤怒。

    小酒馆里，一群工人聚在一起听人朗读，当他们读到三等舱被锁住时，一个老工人猛地拍桌子。

    “这些杂种！”

    “他们锁了门！他们不让穷人们上去！”

    “因为穷人的命不值钱。头等舱的绅士们先走，二等舱的中产们跟着。等到穷人们上去时，救生艇已经没了。”

    “哪里都一样！平时说人人平等，说文明礼仪。到了生死关头，分别就露出来了。”

    “绅士？呸！抢着上救生艇的时候，他们比谁都野蛮。”

    这些工人太理解这种感觉了。在工厂里，在矿井里，在生活中——他们永远是最后被考虑的。

    出了事故，死的是工人；经济危机，失业的是工人；现在在里，沉船时被锁在下面的还是工人。

    “莱昂纳尔还是站在我们这边的。他见过‘体面人’的真面目，礼仪都是假的，阶级才是真的！”

    “英国社会就是建立在阶级之上的。平时用礼仪掩盖，灾难来了，伪装就掉了。”

    “但法国呢？法国就没有阶级吗？”

    “有。但法国至少承认阶级的存在。我们经历过革命，我们知道阶级是什么。英国人假装没有阶级，他们更虚伪。”

    “你看那些抢救生艇的绅士。平时在俱乐部里高谈阔论，说什么荣誉，什么责任。

    到了关键时刻，他们推倒妇女儿童，贿赂船员。这就是英国上流社会的真面目！”

    “莱昂纳尔在《1984》里写的就是这个。‘OLD LADY IS WATCHING YOU’——

    监视，控制，维持表面的秩序。但一旦秩序崩溃，下面就是野蛮。”

    所有人都觉得这段描写印证了泰坦号就是英国社会的缩影——

    华丽的外表，森严的等级，以及在灾难面前的彻底崩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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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【在一片混乱的甲板上，一支小型乐队正在演奏。

    乐队的指挥克劳德·德彪西和他的乐队没有逃跑，他们还在演奏。

    起初他们演奏的是轻快的舞曲，但随着船体倾斜越来越严重，德彪西换了曲目。

    他选择了莎拉·亚当斯的《更近我主》。

    轻柔、神圣的音乐在混乱的喊叫声中回荡，像一根细线，勉强维系着艺术的尊严。

    一些乘客停下来听。抱着孩子的母亲，扶着老人的男子，孤独的年轻女人——

    他们在音乐中停了几秒钟，仿佛在确认这个世界还有美存在。

    然后他们继续逃命。

    但德彪西还在挥舞着手臂，仿佛周围的一切都不存在。

    一个船员跑过来：“先生！你们该上救生艇了！”

    小提琴手，大提琴手，单簧管手……没有人停下。】

    巴黎的读者们读到这段时，感动了，真正的感动。

    刚刚还在义愤填膺地指责英国绅士如何虚伪的读者，开始为这一幕流泪。

    “他留下了。在所有人都逃跑的时候，他留下了。他在演奏。”

    “音乐直到最后，这就是法兰西的精神。艺术高于生命！”

    “当灾难降临时，艺术就是最后的尊严。德彪西知道这一点。所以他不跑，他演奏。”

    这些年轻人觉得这段描写太浪漫了，而且只有法国艺术家会这样做——在死亡面前，选择用艺术完成生命！

    这不是浪漫，这不是煽情，这是一种哲学：如果人终有一死，那就死得像个艺术家！

    在蒙马特，那些画家、诗人和音乐家更是激动。

    “德彪西是英雄！不是拿枪的英雄，是拿乐谱的英雄。他在用音乐对抗混乱，对抗死亡。”

    “下次他来，我们要一起敬他一杯！”

    “这就是艺术的意义——在最黑暗的时刻，证明人还是人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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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克洛德·德彪西忽然打了个喷嚏，手指弹出了一个错音。

    站在钢琴旁的玛丽·瓦斯尼耶停下了歌唱，望向自己这位年轻的恋人。

    克洛德·德彪西不好意思地道歉：“可能是天气太冷了，我们重新来过。”

    这时玛丽的丈夫亨利·瓦斯尼耶推开琴室的门走了进来，手里拿着一本《现代生活》。

    “嘿，克洛德，你知道索雷尔先生怎么写你的吗？”

    （第二更，晚上还有一更，会比较晚，求月票。）

    德彪西在1883年初开始为玛丽·瓦斯尼耶汇编一套包含13首歌曲的合集。玛丽·瓦斯尼耶是一位业余歌手，也是德彪西当时爱慕的对象，这套歌曲集后来被称为“瓦斯尼耶歌曲集“。玛丽-布兰奇·瓦斯尼耶是巴黎一个富有的建筑承包商亨利·瓦斯尼耶的妻子，亨利是一位对艺术有精致品味的知识分子。他知道或至少容忍了这段婚外情，他与德彪西保持着良好的关系，甚至给予德彪西职业上的支持。亨利为德彪西提供了钢琴和练习室，减轻了他的经济负担，还向他介绍当时法国重要作家的作品。